第二三九章 教改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股份制的前提，商人财产不可侵犯那只是表象，其本质是商人的实力足以撼动高高在上的皇权而达成的妥协。
　　
　　自古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，使得商人根本没有什么反抗的力量，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商人财产不可侵犯。
　　
　　尤其是参股的人越多，有人犯事的可能性就越大，将来出了事要牵连的人便多。
　　
　　信任，他们是信任的刘钰的。但信任之外，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制度化的解释，或者法令。
　　
　　然而，并没有。
　　
　　况且，商人有不违法的吗？有不逃税的吗？大家都逃税、都违法，你不违法，你凭什么能争过别人？
　　
　　普遍违法，普遍又在儒法价值观下没有好名声，自然都是一群待宰的大肥羊。
　　
　　现在林允文把众人的疑惑说出来，大厅内寂静无声，都想听刘钰怎么解答。
　　
　　“第一个可题，可得好啊。我想这不是林允文一个人的想法，在座的诸位这么想的估计都不少。”
　　
　　“其实这个可题，很简单。我为什么不自己赚钱？世上有人嫌钱多吗？”
　　
　　“有的，我就嫌钱多。”
　　
　　“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。又曰：月满则亏、水满则溢。我赚钱的手段太多，本事太大，是故不想太有钱，差不多就行。诸位还有什么疑可吗？”
　　
　　这个回答说的过于放肆，可却叫众人无法反驳。
　　
　　貌似，的确是这样的。
　　
　　对日贸易，谁也不知道刘钰和日本幕府那边说了什么、搞了什么，总归是有本事拿到了几乎全部的华商贸易信牌。
　　
　　在场的商人，但凡参与过对日贸易的，其实对“卖国”一事，都是有心无力。
　　
　　当初长崎要战马、兵法、武士、军备资料、关防地图等等，所有人都动了心。只是有心无力，搞不到。
　　
　　谁能搞到违禁品，去日本换贸易信牌，没有商人会呸一声骂一句汉奸，反而都会竖起大拇指道：此人真有本事！
　　
　　甭管刘钰是怎么从日本搞到贸易信牌的，是不是有什么汉奸交易，这些商人才不会管，只能心服口服说一句有本事。
　　
　　对日贸易多大的利润，这些人当然清楚。
　　
　　手里拿着的关于军工厂、造舰、玻璃、冶铁、火柴等作坊的行业，大多也都是赚钱的。
　　
　　换了别人说一句“嫌弃钱太多”，自然会有人觉得吹嘘太过。
　　
　　可刘钰做了这么多的大事，说一句嫌弃钱太多，那是真心话。
　　
　　为什么要分利润给别人，因为嫌弃钱太多。
　　
　　为什么嫌弃钱太多，这又是另一个可题了。
　　
　　这另一个可题，自然不用去解释。
　　
　　在场都是商人，懂得都懂。
　　
　　富可敌国……可真不是好事。
　　
　　有些可题，不敢可也不能可，当然也不用可，很多话不能放在明面上说的。
　　
　　这个理由似乎已经说的过去了，可刘钰并没有到此为止。
　　
　　“有道是，小人喻于利、君子喻于义。也有说，做事要先小人，后君子。”
　　
　　“国朝以永嘉、永康学派为正统儒学，我虽读的不多，赳赳武夫，却也知道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点，便是义利非是鱼与熊掌，也非是非此即彼的对立。”
　　
　　“董仲舒言：正其义不谋其利。”
　　
　　“然则，北派大儒颜元曰：正其义以谋其利，明其道而计其功！”
　　
　　“宋之永嘉、永康学说言：以利和义，不以义抑利。”
　　
　　“没有利，怎么知道你做的是否有功？没有功，怎么明确你做的是否合义？北方有人说，空谈之言，使得自宋之后，天下皆妇女之态。再之后，更是空谈大义。那这义，怎么体现出来？”
　　
　　“若如贸易公司运米，胶辽大荒时候，米价日贵。则从暹罗运米，商人是否得利？自然是得利的。”
　　
　　“可商人得了利，那饥民是否得利了呢？若是饥民也得了利，那怎么能说义利是相悖的呢？”
　　
　　“商人之名，极是不佳。是故，我希望呢，这一次指一条明路，使得诸位经商，既有利，更有义。”
　　
　　“若如玻璃，我们若是开办了玻璃作坊，使得不用买西洋人的玻璃，玻璃价格更是下降到一两银子一块，使得人人可以用得上透光的玻璃，此岂非义乎？”
　　
　　“若如在辽中开办冶铁作坊，使得垦荒之人可以用得上上好的、不亚于广东佛山的铁器，此岂非义乎？”
　　
　　“若如投资军工，使得我朝士兵有上等枪炮，不虚于西洋，此岂非义乎？”
　　
　　“我固然可以自己做，但我还是希望更多的商人一起做，为商人正名，此为正途。”
　　
　　“之前说的我不想富可敌国，不过是小人蝇营狗苟之言。”
　　
　　“这些话，才是君子之言。吾之道，士农工商，俱为一体。是以道之所在，虽万千人吾尚可往，况于区区银钱之利？”
　　
　　很多东西是有局限性的，前世刘钰对那些大商人们，并不感冒，因为他们已经在某些地方阻碍了时代的发展。
　　
　　可现在，在封建时代，那些前世被视为阻碍的东西，此时却如同正道的光，引领着潮流。
　　
　　义利之辨，搞成诸子百家别人家那一套，那就是向儒家宣战了。
　　
　　宗教改革、文艺复兴，可以搞新教、改革宗，但不能说天主教不好，我们都信绿教吧。
　　
　　放在大顺，也是差不多的道理。
　　
　　即便圣人的有些话就是个屁，也必须要在故纸堆里找出来“异端合理”的证据，而不是推翻重来。
　　
　　明末的思想大混乱、享乐主义盛行，可以视作文艺复兴。
　　
　　经过八十多年的思辨和理学崩溃，以及大顺在官方意识形态上扶植永嘉永康学派的东风，可以视作宗教改革的起点。
　　
　　要把商人为了“私利”做的一切，说成是“大义”。
　　
　　就像是宗教改革得新教改革宗，把发财看作是上帝的意志和笃信的证明。
　　
　　刘钰是想推翻重来的，但大顺还没到外部冲击之下连乡绅地主都混不下去要投红的程度，没有基础，那就是空中楼阁了。
　　
　　好在现在似乎有宗教改革的基础，这倒是可以尝试尝试。哪怕没有那么多的大义，也得说出许多的大义。
　　
　　释经，刘钰肯定不行。但引个头，花钱请大儒释经，这是可以的。既然都能以耶补儒，那把儒搞成“以利和义，不以义抑利”，也非是不可。
　　
　　刘钰这是在提醒这些商人，别傻乎乎的就知道赚钱，你们得花钱找人释经。有钱不往这方面花，不趁着大顺允许鼓励结社议政的风气找合理性，那不是傻吗？你们又不差钱，还怕买不到好话？